大氣污染重壓之下，減煤是最根本的治污手段。但清潔能源“遠水難解近渴”，提高燃煤效率迫在眉睫。
中國電力企業(yè)聯(lián)合會數據顯示，2010年中國平均供電煤耗為335克/千瓦時。而日本、歐洲等地區(qū)平均水平均遠低于300克。
今年7月1日，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的《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》正式執(zhí)行，大量落后機組亟待淘汰升級，超超臨界技術相關企業(yè)已摩拳擦掌。
減煤“利器”
實際上，國內并不缺乏減煤“標桿”。
距離上海外高橋第三發(fā)電廠(下稱“外三發(fā)電廠”)約三公里處的高橋鎮(zhèn)，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附近有一座火電廠。其100萬千瓦的超超臨界機組實現煤耗276克/千瓦時，在國際上已屬頂尖。
所謂超超臨界指的是火電廠鍋爐內蒸汽的參數。鍋爐內的工質是水，水的臨界參數是22.064兆帕、373.99攝氏度。在這個壓力和溫度時，水和蒸汽的密度是相同的。當鍋爐內工質的壓力大于這個臨界值，就是超臨界鍋爐;當蒸汽溫度不低于593攝氏度或者蒸汽壓力不低于31兆帕，就稱為超超臨界。
壓力越大、溫度越高，意味著燃煤的效率越高，從而煤炭的使用量越少。目前，國內及國際上一般認為蒸汽溫度不低于600攝氏度，就是超超臨界機組。2011年開始，我國已經致力于研究700攝氏度的高超超臨界技術。
上海外三發(fā)電廠是2008年投產100萬千瓦超超臨界機組，當年就實現了供電煤耗286克/千瓦時，此后不斷的技術創(chuàng)新使煤耗在2013年達到276克/千瓦時。公開報道顯示，外三發(fā)電廠比全國平均水平每千瓦時節(jié)約62克標準煤，這意味著，一年可節(jié)約煤68萬噸，約合4.7億元人民幣。而且，除塵率達99.8%以上，脫硫效率達98%以上，脫硝效率達80%以上。
位于南京市郊的大唐南京發(fā)電廠也是技術升級改造實現節(jié)能減排的一個范例。
該電廠已有百年歷史，曾承擔江蘇省1/3的發(fā)電任務。2010年，該電廠投產兩臺660MW超超臨界燃煤機組，機組容量翻了兩番，但單位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幅度高達80%，每年削減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多噸，每年可減少氮氧化物排放700多噸。
今年7月，環(huán)保部出臺的號稱“史上最嚴”的《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》開始執(zhí)行，這意味著2012年之前建成的火電廠開始執(zhí)行新版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。這個標準對火電廠排放限值提出了極為嚴苛的規(guī)定。
外資企業(yè)“掘金”中國市場
盡管中國政府已經發(fā)出指令，控制燃煤電廠的數量，但對于企業(yè)來說，絕對值的凈增長使得中國市場依舊是誘人的“蛋糕”。
目前中國擁有超超臨界機組的數量全世界最大。但由于一部分落后的機組仍然在役，導致了全國總的煤電機組運行效率仍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據統(tǒng)計，迄今煤電在中國所占比例仍接近七成，預計至2030年煤電在中國占比也將在一半以上。
“新增裝機中煤電的比例肯定是在逐年下降，大的趨勢是肯定的，但國內的電力需求是增長的，所以，煤電電廠的絕對數量肯定會增多，至少保持穩(wěn)定。”西門子(中國)有限公司蒸汽輪機中心總經理溥樂(Florian Pohle)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從目前國內燃煤電廠的裝機情況來看，大部分是亞臨界和超臨界，小部分是超超臨界，亞臨界的電廠會逐漸淘汰。
超超臨界火電機組設計和制造方面，國外主要的動力制造廠商經過多次的并購和整合，逐漸形成了歐洲[以西門子(Siemens)、阿爾斯通(Alstom)為代表]、日本(以東芝、三菱、日立為代表)等不同的技術流派。
2006年開始，超超臨界發(fā)電機組在中國快速鋪開。上海電氣、哈爾濱電氣等動力集團掌握了國內80%的市場份額。受到政策限制，外資企業(yè)不能直接參與投標，限制了國際供貨商的直接競爭。
但是，據本報記者了解，超超臨界在設計和制造領域，外資企業(yè)通過技術轉讓、成立合資公司等形式，參與到市場中來。
比如，西門子與上海電氣的合作方式是成立合資公司。而上海電氣的超超臨界技術在全國的市場份額占30%以上。哈爾濱電氣則是引進日本技術。
伴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，舊機組的升級改造也是一塊很大的市場。
“一個電廠兩臺機組，1號機跟2號機間隔或許只有幾個月，但細節(jié)都不是一模一樣的。所以可以想象，十年前轉讓的技術到現在，已經做了多大的改變，燃煤效率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。”溥樂表示。
“國內的超臨界和超超臨界技術雖已比較成熟，但推廣普及率不高。國家減煤大背景下，這一技術的運用還是存在市場空間的。”國家電網公司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、全國政協(xié)委員蔡國雄告訴媒體記者。
中國電力企業(yè)聯(lián)合會數據顯示，2010年中國平均供電煤耗為335克/千瓦時。而日本、歐洲等地區(qū)平均水平均遠低于300克。
今年7月1日，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的《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》正式執(zhí)行，大量落后機組亟待淘汰升級，超超臨界技術相關企業(yè)已摩拳擦掌。
減煤“利器”
實際上，國內并不缺乏減煤“標桿”。
距離上海外高橋第三發(fā)電廠(下稱“外三發(fā)電廠”)約三公里處的高橋鎮(zhèn)，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附近有一座火電廠。其100萬千瓦的超超臨界機組實現煤耗276克/千瓦時，在國際上已屬頂尖。
所謂超超臨界指的是火電廠鍋爐內蒸汽的參數。鍋爐內的工質是水，水的臨界參數是22.064兆帕、373.99攝氏度。在這個壓力和溫度時，水和蒸汽的密度是相同的。當鍋爐內工質的壓力大于這個臨界值，就是超臨界鍋爐;當蒸汽溫度不低于593攝氏度或者蒸汽壓力不低于31兆帕，就稱為超超臨界。
壓力越大、溫度越高，意味著燃煤的效率越高，從而煤炭的使用量越少。目前，國內及國際上一般認為蒸汽溫度不低于600攝氏度，就是超超臨界機組。2011年開始，我國已經致力于研究700攝氏度的高超超臨界技術。
上海外三發(fā)電廠是2008年投產100萬千瓦超超臨界機組，當年就實現了供電煤耗286克/千瓦時，此后不斷的技術創(chuàng)新使煤耗在2013年達到276克/千瓦時。公開報道顯示，外三發(fā)電廠比全國平均水平每千瓦時節(jié)約62克標準煤，這意味著，一年可節(jié)約煤68萬噸，約合4.7億元人民幣。而且，除塵率達99.8%以上，脫硫效率達98%以上，脫硝效率達80%以上。
位于南京市郊的大唐南京發(fā)電廠也是技術升級改造實現節(jié)能減排的一個范例。
該電廠已有百年歷史，曾承擔江蘇省1/3的發(fā)電任務。2010年，該電廠投產兩臺660MW超超臨界燃煤機組，機組容量翻了兩番，但單位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幅度高達80%，每年削減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多噸，每年可減少氮氧化物排放700多噸。
今年7月，環(huán)保部出臺的號稱“史上最嚴”的《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》開始執(zhí)行，這意味著2012年之前建成的火電廠開始執(zhí)行新版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。這個標準對火電廠排放限值提出了極為嚴苛的規(guī)定。
外資企業(yè)“掘金”中國市場
盡管中國政府已經發(fā)出指令，控制燃煤電廠的數量，但對于企業(yè)來說，絕對值的凈增長使得中國市場依舊是誘人的“蛋糕”。
目前中國擁有超超臨界機組的數量全世界最大。但由于一部分落后的機組仍然在役，導致了全國總的煤電機組運行效率仍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據統(tǒng)計，迄今煤電在中國所占比例仍接近七成，預計至2030年煤電在中國占比也將在一半以上。
“新增裝機中煤電的比例肯定是在逐年下降，大的趨勢是肯定的，但國內的電力需求是增長的，所以，煤電電廠的絕對數量肯定會增多，至少保持穩(wěn)定。”西門子(中國)有限公司蒸汽輪機中心總經理溥樂(Florian Pohle)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從目前國內燃煤電廠的裝機情況來看，大部分是亞臨界和超臨界，小部分是超超臨界，亞臨界的電廠會逐漸淘汰。
超超臨界火電機組設計和制造方面，國外主要的動力制造廠商經過多次的并購和整合，逐漸形成了歐洲[以西門子(Siemens)、阿爾斯通(Alstom)為代表]、日本(以東芝、三菱、日立為代表)等不同的技術流派。
2006年開始，超超臨界發(fā)電機組在中國快速鋪開。上海電氣、哈爾濱電氣等動力集團掌握了國內80%的市場份額。受到政策限制，外資企業(yè)不能直接參與投標，限制了國際供貨商的直接競爭。
但是，據本報記者了解，超超臨界在設計和制造領域，外資企業(yè)通過技術轉讓、成立合資公司等形式，參與到市場中來。
比如，西門子與上海電氣的合作方式是成立合資公司。而上海電氣的超超臨界技術在全國的市場份額占30%以上。哈爾濱電氣則是引進日本技術。
伴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，舊機組的升級改造也是一塊很大的市場。
“一個電廠兩臺機組，1號機跟2號機間隔或許只有幾個月，但細節(jié)都不是一模一樣的。所以可以想象，十年前轉讓的技術到現在，已經做了多大的改變，燃煤效率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。”溥樂表示。
“國內的超臨界和超超臨界技術雖已比較成熟，但推廣普及率不高。國家減煤大背景下，這一技術的運用還是存在市場空間的。”國家電網公司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、全國政協(xié)委員蔡國雄告訴媒體記者。
